历史上有个巧合：两个人都叫王安，隔着九百年，死于同一种病。一个把公司从波士顿车库做到市值超过 IBM，六年内破产；一个把一个帝国改了个方向，死后新法被一天一天废掉。把他们的故事并排挂起来看，诊断书是同一张。
王安，一九七九
王安电脑的巅峰有多高？月营收三十亿美金，市值一度压过 IBM，本人是华人首富。起家靠的是磁芯存储器——把发明五十万美金卖给 IBM，那笔钱开了公司；文字处理机一个单品，压着 IBM 打。一九七九年，副总裁建议做个人电脑，王安的回答是：“搞个人电脑？闻所未闻的荒唐事！“他做的是办公室专用机，家庭和个人那点需求，不值得他降维。等一九八二年跟进，还坚持自研一套不兼容 IBM 的机器；等想通了要兼容，IBM PC 已经是行业标准，晚了三年。
更致命的一步在后面。一九八六年，六十六岁、罹患癌症的王安，不顾董事会和高管全体反对，把长子推上总裁位子。他摆出的理由是：“因为我是创始人，我要保持对公司的完全控制权，让子女有机会证明他们能经营公司。“一九八八年亏四亿多，一九九二年破产。从巅峰到死，六年。
王安石，一〇七四
另一个王安的窗口叫变法。他的口号硬了两百年没人敢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二十多岁的小皇帝对他言听计从，新法一项一项落地。然后皇帝动摇了——外面都在说新法不好，怎么办？他把这句话顶了回去，但君臣之间那根弦，从那天起就松了。第一次罢相，召回复相，又发现自己一手提拔的弟子在背后运作扳倒自己；想清洗，皇帝不同意。一〇七六年，儿子早逝，再度罢相，回钟山隐居。一〇八六年，反对派全面上台，新法被一项一项废除——他死在那一年，看着自己生出的东西，一件一件被收走。
判词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王安还是王安石，就一句话：变的时候他不想变，他就结束了。王安拒掉的窗口叫个人电脑；王安石守到最后的，是自己那套不容修改的方案。一个传子失败，一个传法失败——传不出去的其实都不是权力，是继续变的能力。
反方
这句话是不是万能钥匙？不是。想变的也死了。诺基亚想变了，从塞班换到 Windows Phone，两步都迈了；柯达更冤——数码相机是它自己发明的。想变而死的，死于变的姿势不对、变得太晚、变的不是主航道。所以这句话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不变必死，变了不一定活。
账本
那怎么分辨谁的变能活？看账。年轻的公司输得起，所以根本不算这笔账，直接压上去；老公司输不起了，每一笔都要算守成的账——算着算着，新东西永远排在下个财年。王安算的是文字处理机的利润率，王安石守的是"我这套是对的”。他们守的东西都不能算错，但守的姿势，让任何新东西都进不了门。
王安在1986年的会议室里算账，算的全是赢的。结束的时候，账上也全是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