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那些在技術上從事低端產業鏈，本質上依賴龐大勞動力規模驅動經濟體量的國家而言，人工智能的急速發展必然造成經濟上的緊迫感。
例如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因為他們過去的競爭力並非來自技術，而是來自人多便宜可替代，這是一種以數量彌補效率的路徑。而對那些未完全按照市場定價，而是通過觀念與製度將工作區分為三六九等，以此維持社會結構穩定的國家來説，人工智能則會進一步造成更為棘手的倫理困境。
例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因為對這些國家的普羅大眾而言，他們只有經濟上的工具價值，而缺乏倫理意義上的人格價值，他們並不是以人的身份被承認，而是以功能的形式被嵌入到整個生產體係之中。換句話説，他們從未被當做目的而對待，而只是作為被調度、被消耗、被替換的手段而存在，這恰恰違背了300年前康德提出的最根本的倫理前提，人應當始終被當做目的，而不是手段。
也正因為如此，那些依靠勞動力數量維持經濟規模的國家，其經濟優勢會首先被瓦解，因為勞動力這一工具的載體會從不對稱的人口數量轉變為無上限的機器能力。就像西方發達國家，不管是人口密度還是工作時長都遠遠比不上東南亞國家，但人工智能技術毫無疑問會打破過去那種基於道德差距和製度空間的效率壁壘，徹底堵死後發國家以量取勝的彎道超車路徑。
更為致命的是，這些國家還將面臨更為棘手的倫理觀，亦或是價值觀的挑戰，因為就連人們僅有的經濟工具價值，也就是馬克思所説的勞動異化的資格，現在也要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了。雖然怎麼對待社會中無用的勞動力是一個擺在全球國家面前的倫理困境，但西方國家似乎可以更加輕鬆的應對。
因為從啓蒙運動以來，從康德以來，他們逐步形成了以人為本的思想和觀念，西方的福利國家之所以能夠形成，根本原因就在於全社會在思想觀念上對人的生存尊嚴的認可，而這種認可並不僅僅停留在道德層面，而是被製度化為分配原則。正如羅爾斯所強調的正義觀一樣，社會製度應當在差異存在的前提下，優先保障最不利者的基本處境。
從這一方向來説，人工智能不過是倒逼西方國家擴大福利範圍的技術奇點而已。而那些依賴重商主義和控製思想維持穩定的國家，則會同時陷入價值觀和經濟利益的巨大沖突之中，因為全社會從上到下沒有發自內心的形成認同人的生存尊嚴的思想共識，整個國家的所有製度安排、職業劃分乃至文化敍事往往都服務於一種更高層級的控製邏輯，人的尊嚴價值被全方位否定。
所以在缺乏思想基礎的情況下，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然降臨不僅會放大這些國家的思想斷裂，反而會在人工智能應用的初期加劇因社會地位不對等所導致的財富極端分化。
